朱占平自信大多数人听了他的演讲，都能接受他的观点。但他也遭到过当面的责难，“纵容犯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朱占平就会反问：“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在记者和朱占平的3次谈话中，200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这句名言，都会被他提及。

 

朱占平：呔，枪下留人！

文／周筱赟

　　2006年12月28日上午十时，陕西特大杀人犯邱兴华被枪决，此时，离元旦的钟声敲响，仅剩86小时。
　　这86小时是个历史分界点，2007年元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此后，各地高院判处的死刑，需经最高院批准才能执行。
　　在元旦前“抢”杀邱兴华，令陕西高院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一直关注此案的朱占平律师，对此扼腕叹息：“中国司法又和一个伟大的进步失之交臂！”
　　朱占平是一个屡次与死刑“作对”的人，在20年的律师生涯中，他已经三次“枪下留人”，名震全国。

　　　　执行前四分钟枪下留人

　　死囚董伟被枪决前4分钟，刑场执行法官的手机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急电：暂缓执行！而此时，另一名原定与董伟一起执行死刑的犯人刚刚倒地毙命。
　　2002年4月，因为这样一次戏剧性的“刀下留人”，朱占平律师走进了公众视线，也让“死刑复核权”首次成为全国大讨论的话题。
　　谈起4年前星夜赴京的抢救过程，这个魁梧的陕北汉子，两道浓眉上挑不怒而威，语调却又低沉轻柔。
　　因为让他抱憾的是，尽管案件惊动全国，却也仅仅让董伟多活了130天。
　　9月5日上午10点半法院通知朱占平领取判决书，维持原判的结果已让他非常吃惊，但更吃惊的是，董伟已于两小时前执行了枪决。法官说：“就是为了不再给你法律救助的机会了。”
　　性格沉静的朱占平那一刻完全懵了，大脑一片空白，仿佛失去了知觉。他被同行的记者拉出法院大门，两人在附近一家小酒馆要了酒菜，第一杯酒朱占平没有喝，而是洒在地上，仰天长叹：“让我们用第一杯酒送他上路吧！”

　　　　盛名之所得

　　媒体的报道让朱占平一夜闻名，此后，各地找他鸣冤求助的不计其数。
　　河南一个当事人曾三赴西安，不巧朱占平外出。“让别人白跑三趟，太过意不去，”朱占平于是专程赶到当地，考虑到当事人经济困难，未收分文代理费，连差旅费都自掏腰包。
　　“代理刑事案件其实工作量大，收入却很低。”朱占平告诉记者，例如董伟案，调查取证几个月，仅按最低标准收了3000元。
　　当然，盛名给他带来的也有直接收益——他所在的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因此案给事务所带来极高声誉，业务量大增，特意奖励了他3000元。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北京的建设银行总行主动找上门，点名要求朱占平代理一批金融案件。总行的负责人与朱占平从未谋面，他说：“陕西那个‘枪下留人案’的律师，工作很负责，这批案子都由他做吧。”
　　自从成名后，朱占平不用再骑自行车上下班，购买了一辆20万的轿车，最近又买了一套150平米的新居，但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没装修。在律师行业中，他也算是功成名就的一位了。
　　“我的收入，大约有7成来自金融案件，”朱占平说，但他不会放弃刑事案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那些信任我的人的需要”。

　　　　人无权杀死同类

　　其实不光是满足他人的需求，在朱占平的观点里，“人从来无权杀死同类”，为了这个理想，他从1994年就已开始搏斗：
　　4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春节前拦截客车抢劫，时值全国“严打”，其中3人被判死刑。朱占平挺身辩护，最终使其中一人改判死缓。
　　这一役，让朱占平之名在家乡如雷贯耳。董伟的父亲正是因此慕名千里跋涉找到西安。
　　1994年时的朱占平，关注的是死刑复核权下放造成的死刑标准不一、冤案频发等弊端，而2002年经过董伟案后，朱占平对死刑本身开始了质疑。
　　他曾目睹这样一幕：几位法官聚在一起互相炫耀，“你今年杀了几个？”
　　“杀了七个。”
　　“我杀了九个，比你多两个。”
　　朱占平说，他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嗜血法官”。
　　他曾作为惟一的律师代表，受邀参加国际死刑问题大会，在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讲课，宣传他坚决废除死刑的观点。
　　朱占平自信大多数人听了他的演讲，都能接受他的观点。但他也遭到过当面的责难，“纵容犯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朱占平就会反问：“人们可以凭借怎样的权利，来杀死自己的同类呢？”
　　在记者和朱占平的3次谈话中，200多年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这句名言，都会被他提及。

　　　　废死刑最大的障碍是杀人偿命

　　从董伟案后，朱占平有了一条新原则：如果受害方一定要求判处对方死刑，即使有再大的冤屈，他也会拒绝代理。这似乎和诸多媒体赋予他的急公好义形象不甚符合，朱占平解释说，这种杀人偿命的观念，是废除死刑的最大障碍。
　　前不久，一位老板托人找到朱占平，要让杀害他弟弟的凶手偿命。老板明确说：“我们不缺钱，我们就是要他来偿命！”朱占平和他们一家人在饭局上谈了三个多小时，却一直无法说服对方，最终不欢而散。
　　而另一次的游说却成功了，成就了朱占平的律师生涯中第三次“枪下留人”——
　　“让开，不然我轧死你！”广东增城一家夜总会门口，一个开车的“恶少”冲一个小贩狂吼。一瞬间，一个中年人死在车轮下。
　　惨案发生后，死者的女儿杜飞跑了无数次公安局，得到的答复总是“还在侦查阶段”。无助之中，杜飞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看过整版的“枪下留人”报道，终于联系上他。
　　在和杜飞通了几次电话后，朱占平自掏腰包，飞到广州调查取证。当时正值非典，广州是一座几乎没有外地人的城市。
　　朱占平带着杜飞闯到“恶少”家，一座三层的院落，二三楼是服装加工场，对方的父母正在一楼办公室通过监视器监督楼上干活的数百名工人。
　　朱占平单刀直入：“你们的儿子轧死了这个姑娘的父亲！”
　　突然，那位母亲“咚”的一声跪了下来，哭着求杜飞原谅：“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坏人，你原谅他吧！”
　　朱占平告诉对方，此案已涉嫌故意杀人，但如果能做出合理的赔偿，法庭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酌情处理。他不希望又有一个家庭失去一个生命。
　　就这样，杜飞接受了对方律师提出的10万元赔偿，在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得到法庭“依法办案”的承诺后，杜飞没有出庭。三年后她依然不知道对方判了几年刑。
　　此番“枪下留人”却没有如董伟案那样，被舆论一致叫好。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有“花钱买命”之嫌。朱占平说，凶手应该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但不一定是生命的代价。

　　　　“我有时很脆弱”

　　成为律师前，朱占平担任过地区文工团的专业编剧，后来到工厂做厂报的编辑，至今还保持着舞文弄墨的习惯。
　　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聿心居杂记》，谈的却并非做律师的思考，而是他热爱的陕北文化、童年记忆等，其中提及他看到在他家窗口避寒的麻雀，想起几十年前因饥饿而捉来裹腹的事情，“当即泪流满面”。
　　这种文学青年式的敏感脆弱，似乎和他铁面律师的印象不符。朱占平却说，“确有其事，我有时很脆弱！”
　　怪不得陕西文联副主席萧云儒撰写的序言中说，“此公具有一种激情的气质”。
　　但朱占平并不赞赏堂吉诃德式的风格，如何充分运用法律和社会关系，来实现相对意义的法律公正？这是他的方式，尽管未必都能成功。
　　1979年，朱占平老家的邻居为了扩建自家房子，拆毁了他家的房子，还将出来阻拦的朱母打得当场昏迷。他回去将对方告上法庭，反而被拘留，罪名是“大闹法庭，辱骂司法人员”。
　　进看守所前，朱占平起草了一份申诉书，交到曾一起在农机厂当过锻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手中。当天县委书记便过问此事，当着朱占平的面通知公检法三方赶来开会，会上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
　　不久进行的公开审理，引来一镇四乡的乡亲都来旁听，朱占平的有理有据、慷慨激昂和对方的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那份申诉书转到朱占平当时所在的工厂领导手中，领导发现他的文笔不错，将他从普通工人调任厂报编辑。
　　20多年后，已经身为名律师的朱占平，又有一次类似的申诉：四川某市电视台台长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申某，因多次揭黑遭到打击报复，被定为贪污案，朱占平说，“这个案子，我们川陕律师一致认为是一起错案！”
　　2005年，朱占平借顾秀莲副委员长率中央检查组到西安检查《律师法》执行的良机，当面陈情，申诉书此后由中央检查组带回，曙光初现。
　　正在案子转机之时，不料主使者竟异地升官了，朱占平最后一次到四川取证时，因人身安全遭到威胁，把行李全丢在房间，一个人狼狈逃回西安。
　　这个刚柔兼具的陕北汉子，说起这些故事不免感慨，但对死刑复核终于收回最高法，“历史前进了一步”，又不免激昂。
　　饭桌上，几杯白酒后，他应诺为大家哼一首陕北民歌《九连环》：“奴的呀，情郎子哥儿呀，……送奴一个九连环，九呀九连环，双双手儿解不开，解呀解不开……”一首情歌经他口中唱出，古朴沧桑中显得别有现实的意味。

（转自广州《名牌》2007年2-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