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在海子战斗中逃脱,他带领乌斯满部残部逃回到自己的老家——阿山青河、富蕴一带。1952年9月15日,谢尔德曼带领部下10多人来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降。谢尔德曼后任伊犁州畜牧局副局长,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乌斯满(一个哈萨克人)

                作者: 阿里克江


图1:被活捉的乌斯满

图2:1951年4月29日在迪化公审大会上

 

图3:被枪决前  

   四 倡乱

  乌斯满重返阿山不成,遂于1947年10月底再次挟裹青河、富蕴一带牧民东去北塔山,致使青河、富蕴一带渺无人烟,青河全县仅余10多户牧民。乌斯满将牧民们安置在奇台、孚远直至北塔山一带游牧,又在奇台设置了阿山专区办事处,强迫牧民加入自己的武装,并将在富蕴投降的白俄自卫团改编为自己的贴身卫队,试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948年春,由于缺乏粮食,乌斯满被迫带领牧民南下奇台、孚远,并向迪化新疆警备司令部求助。宋希濂召集骑五军马呈祥、46师师长罗恕人、叶成、军务处长饶铁珊等军事要员会商,决定要严加防范这批阿山来的牧民。宋希濂决定成立“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奇、孚、木、阜哈族督训组”整编训练乌斯满武装。该机构设置在孚远三台,军务处专门为其配备电台一部,并拨调枪支弹药一批,从牧民中选拔青壮年人组成三个大队进行军事训练。所有教官均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派遣,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韩有文(继任者为新疆军校战术教官赵安常)
  副组长:桂景福(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督察)
  教育股:王学奎(新疆军校中校马术教官)
  政训股:李文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新闻处中校科员)
  总务股:刘英武(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
  翻译股:马尚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军务处上校特工)
  电台台长:马映惠(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军务处上尉电台长)

  三台哈族督训组设在三台中街孔家院,参加受训的乌斯满三个哈族大队,蒙古队,归化队和回汉队于1948年2月先后抵达三台开始接受训练,1948年8月训练完毕,宋希濂率领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旅长韩有文、新46师师长罗恕人、供应局局长夏日长等人前来检阅部队。不久宋希濂奉调回内地,乌斯满部之归化队、回汉队、蒙古队调驻孚远县城,三台留下三个哈族大队。这期间乌斯满曾经挑选了各部落头人40余人,随同自己耀武扬威地来到迪化游说省府。

  1948年的新疆政局异常紧张,自反苏的“大土耳其”分子麦斯武德就任新省省主席、三区代表集体返回伊犁后,吐鲁番一带爆发了三区支持的民变,经过国军镇压被平息,在迪化支持三区的群众与支持国民党的群众也屡屡发生冲突。三区政府此前试图通过政治斗争来夺取喀什、吐鲁番、哈密等专区的控制权,从而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全疆,此番遭到在疆国民党人士和以麦斯武德为首的亲国民政府少数民族团体的反对,双方关系再度激化。就在这种这种形势下,美国势力悄悄介入新疆事务。

  早在1943年底,美国驻华大使馆就要求在迪化设立领事馆,有理由相信美国在一个没有美国侨民的新疆设立领事馆的真正理由是监视或制约苏联在新疆的行为。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越加注重苏联在新疆的活动。1946年冬,对苏联态度友好的第二任领事华德被调离,接替他的是原驻伊朗大使馆成员的帕克斯顿,此人为了在新疆工作方便,为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包懋勋。包懋勋在新疆主要进行搜集有关苏联情报的工作,据宋希濂回忆,“尤为重要的,则是侦察苏联是否有了原子弹”。

  美国人与乌斯满的接触渊源于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遣马克南赴迪化领事馆任秘书,马克南随即赶到北塔山面见乌斯满,还在乌斯满陪同下绘制了北塔山地形图。1948年4月,乌斯满刚从奇台来到迪化,美国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埃克瓦尔就从兰州赶到迪化,在包懋勋、宋希濂的陪同下面见了乌斯满。埃克瓦尔向乌斯满询问了1944年伊犁事变期间是否有苏军参与和有关苏联在阿山开采矿山的事情,尤其对苏联人在阿山开采矿山的事情询问的最为详细,甚至连开采出来的矿石形状、颜色都不耐其烦地一一问到。此后,乌斯满经常与美国驻新疆领事馆人员来往,包懋勋等也常去奇台、孚远与其会晤。尤其是国共战争已见分晓后的1949年,来往最为紧密。

  张治中主新后,把麦斯武德推上了省府主席的位置,麦斯武德等大“土耳其”分子与三区政府各不相让,先是双方发动群众在迪化等城市游行示威,继而吐鲁番发动民变,民变虽被平息,但新疆和平局势也就此被打乱,三区与国民党势力针锋相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危险。国府为了缓和局势,不得不将麦斯武德撤换,代之以一个中间人物包尔汉,同时将手段强硬的宋希濂调往口内,换上温和派的陶峙岳为新疆警备司令。

  1949年,国共两党的战争胜负已分,在解放军节节挺进的形势下,新疆军政当局开始酝酿和平起义。1949年7月,鉴于新疆局势危急,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离职返回,行前任命领事馆秘书马克南为代理领事。包懋勋任职期间,,经常与马克南一起面见乌斯满、贾尼木汗等人,1948年8月,在包懋勋支持下,乌斯满策划组织了“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乌斯满任副委员长,并组织哈萨克牧民编成三个大队,乌斯满自任总指挥。此时乌斯满手下武装编制大致如下(由于资料及乌斯满部队伍混乱,下列编制依据许多当事人回忆整理):

  第一大队:胡尔满
  第二大队:哈巴斯
  第三大队:萨合道拉
  骑兵团:马拉提
  蒙古队:布尔布加甫

  另外还有归化队(乌斯满之贴身卫队,全部由白俄人组成)、回汉队,上述部队均集中在孚远三台,以哈族督训队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1949年春天,马克南三次赴乌斯满驻地三台与乌斯满会商扩展势力,4月包懋勋也来到三台,与乌斯满商议与艾沙、伊敏、尧乐博士、麦斯武德、贾尼木汗合作。包懋勋对乌斯满说:“我希望你们之间要团结,不要闹意见,好好使用美国给你们的援助,以此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区。”会后,贾尼木汗派遣哈德万的儿子扎克汗和吾热孜拜毛拉、卡依毛尔旦等5人去切别河上游夏牧场乌斯满家开会,会议进行了三天,决定准备在迪化附近各地策动哈萨克牧民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由贾尼木汗负责在昌吉、景化指挥,乌斯满在吉木萨尔、奇台、木垒指挥,哈里拜克、萨力士在迪化南山指挥,一旦时机成熟同时起事。8月底,贾尼木汗将南山官牧场牧民集中起来奔往奇台投奔乌斯满。

  1949年9月25日,新疆国军以陶峙岳为首宣布和平起义,第二天新疆省政府以包尔汉为首也通电宣布欢迎解放军入新。9月28日,美国驻迪化代理领事马克南将领事馆所有财产交付英国驻迪化领事代管,自己与领事馆工作人员白智仁、白俄瓦西里、兹范佐夫等一行六人,携带电台两部,乘坐吉普车两辆,悄悄离开迪化东去,这些人中,白俄人瓦西里是长期跟随乌斯满的老部下,1949年2月,马克南与乌斯满会见时被乌斯满派到马克南处学习无线电技术。9月29日,马克南一行到达孚远,他们将吉普车丢弃在孚远千佛洞(这两辆吉普车后来被当地农民藏起,1950年交给新疆省政府,后来被新疆自治区公安厅使用了很长时间),与乌斯满派来的白俄卫队会合前去萨尔卡木希与乌斯满相见。马克南与乌斯满会谈了三天,因为参加会谈的当事人在后来1年半中先后死亡,因此会谈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推测,谈论的中心内容大约是:

  1、新疆目前的局势
  2、美国支持乌斯满反共反苏立场
  3、请求乌斯满帮助马克南南逃印度
  4、一旦乌斯满暴动失利,马克南应允乌斯满可率部南去印度避难。

  1949年10月3日,马克南与乌斯满一同东去,在木垒河与贾尼木汗会合,10月25日抵达镇西,在这里,马克南对乌斯满、贾尼木汗保证美国将给他们以援助,同时提议将乌斯满、贾尼木汗、苏勒唐三人的儿子带往美国留学,以备将来”回新疆举事“,但马克南的这一提议遭到拒绝,乌斯满挑选了另外三名哈族青年跟随马克南去美国。会后乌斯满赠送马克南14匹马,派遣苏勒唐将马克南一行送往罗布诺尔,准备取道青海,越西藏赴印控克什米尔,马克南则回赠乌斯满黄金25两。马克南这一行踪在949年11月中旬三名跟随其赴乌斯满部的白俄卫士投降解放军后才真相大白,1950年1月31日的《新疆日报》专门刊发了新华社题目为《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间谍罪行被揭露》的电讯。马克南一行经青海越过藏区,在偷渡印藏边境时与西藏边防军遭遇,混战中马克南被击毙。

  1949年10月,解放军入疆部队大举进入新疆,乌斯满部的动向一直是解放军密切关注的目标。1949年10月5日,中央派驻三区的代表邓力群通过著名的“力群台”向中央汇报:“友人(指苏联驻伊犁领事)告我,……不久前曾有一美国人去乌斯满处,要他派人去阿山袭击苏联的地质考察团……现贾尼木汗已与乌斯满合作,拟撤往镇西,继续其土匪的抢劫破坏活动,决心不向我军投降。友人称阿山当局打算派五六百骑兵前去歼灭他们,我说愿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和彭(指彭德怀)、张(指张宗逊),但在中央和彭、张未来命令前不要有所行动。”同一天,包尔汉在就新疆国民党起义部队发生叛乱事件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中也提到:“极密,北京:……乌斯满等反动分子,仍希率部集中新青交界之宿莽山,企图与国民党反动派联络总之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

  送走马克南后,乌斯满在奇台西南切别湖的渠根达夏牧场,召集自己手下主要干将开会,决定趁解放军立足未稳,联合当时还担任新疆哈密专区专员的尧乐博士和骑七师少数军官,迅速发动叛乱。乌斯满的意图是以巴里坤为基地,东向哈密切断解放军与内地联系,西向迪化夺取新疆省会。其中乌斯满命令景化县长乌拉孜拜负责策划昌吉、呼图壁一带叛乱,哈里伯克则负责南山一带哈族牧民叛乱,阿得力汗、莫木拜负责阜康一线,乌斯满本人带领胡赛音、沙力克在孚远、奇台、木垒组织叛乱活动,约定尧乐博士、贾尼木汗在哈密、伊吾同时举事。

  经过周密计划,1950年2月,乌斯满指挥哈族不明真相的牧民2万余人发动了武装暴乱。暴乱最先从乾德、阜康爆发,随即蔓延到东疆各地。叛军围攻奇台、袭击孚远,血洗九运街,四处烧杀抢掠、围攻城镇,杀害解放军政工人员和群众。

  1950年2月5日,原国军骑五军骑兵第20团千余在昌吉叛乱,3月24日阜康骑七师特务营叛乱,这些叛军杀死解放军派来的政工人员后逃往山区。3月19日,尧乐博士潜逃出哈密,随即指挥手下向哈密东北之沁城、小堡、口门子、伊吾等地发动突然袭击。4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16师副师长罗少伟在亲临前线侦察时,在哈密至迪化公路七角井处与埋伏的乌斯满武装遭遇,罗少伟等三人被杀。到1950年4月,东疆哈密、奇台等地叛匪已达6000多人,挟裹牧民近5万人。据《新疆省人民政府1950年工作报告》中称:“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士等匪徒相继实行叛乱……致使迪哈两区生产建设受到很大的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据不完全统计,迪化区损失牛羊马驼一万一千余只,工作人员死14人,伤10人,老百姓死47人,失踪6人,哈密老百姓死31人,伤15人,失踪18人,哈密镇西两县被抢去畜1267匹,小畜6154只,折合小麦5149石……全区因匪乱荒芜的土地达万亩”。上面的统计数字仅为地方提供的,据解放军第六军《一年来剿匪总结报告》中称:“……3月6日骑七师特务营及20团、镇西骑兵营全部、19、21团大部,共约4000余人组织叛乱……(乌斯满、尧乐博士、贾尼木汗)提出“保教保命”口号,进行造谣欺骗,当时煽动威迫下已有20余个部落约25000维、哈同胞随从参加叛乱……迪化军区范围内共发生被抢劫案达300余次……伊吾全县3000多人口,全县只留了一个小孩,其余在匪首胁迫下全部随匪逃走……有少部分人对我军力量估计不足,对乌匪(指乌斯满)估计过高,抱着幻想摇动不定的态度,认为乌匪杂新疆盘踞十多年之久都未被消灭,解放军也难把他消灭……”这是当时的情况的真实写照。

    五 溃灭

  1950年春天乌斯满发动武装叛乱前,进军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十分注意争取这位在新疆哈萨克牧民中颇有影响的人物。1949年11月22日,王震派遣进疆人民解放军随军工作团团长、旅居兰州的著名哈萨克商人艾买提·瓦吉提携带亲笔信和礼物前往巴里坤湖附近山区乌斯满的驻地,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王震在信中明确表示只要乌斯满接受人民政府领导仍可担任阿山专员或参加省政府工作。艾买提·瓦吉提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此次会见的情景:乌斯满在听完瓦吉提的介绍后问:“解放军对我是怎样安排的?”瓦吉提回答说:“王震司令员在给您的信中也讲了,您如果愿意,过些日子到迪化我们共同参加建设新疆的政府工作。”乌斯满又问:“伊犁方面的代表去不去迪化?”瓦吉提回答说去,乌斯满随即说:“我们同伊犁方面打了好长时间,仇恨一下消不了,等以后再看。”并表示“回阿勒泰行,但伊犁方面必须撤出阿勒泰,要不我不回去。”11月26日,瓦吉提带着乌斯满给王震的回信,在乌斯满的代表库尔班巴图尔的陪同下返回哈密,在哈密。王震接见了库尔班巴图尔,并赠送乌斯满许多子弹。半个月后,乌斯满又派遣其弟卡那提巴依赴迪化商谈,也受到王震和解放军一兵团领导的亲切招待。请注意,这时期马克南刚刚离开乌斯满驻地不到半个月,可见在叛与不叛之间,乌斯满颇为犹豫。他一方面忌惮三区,又不清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因此频频做出试探举动。1950年春,新疆人民政府又派遣瓦黑提·胡尔曼拜去做乌斯满、贾尼木汗的工作,但此时乌斯满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

  1950年3月骑七师部分起义官兵叛乱,19日哈密专员尧乐博士潜逃出哈密为之响应,乌斯满、贾尼木汗认为时机成熟,遂公开反对新疆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此时乌斯满拥有枪支千余,兵力达三千之众,聚集于镇西北、奇台东北约100华里的冬季牧场。在七角井、塔兰提、白石头等地抢劫兰新公路来往的汽车,4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16师副师长罗少伟率5人乘吉普车在七角井车轱辘泉隘口造乌斯满部武装人员40余人突袭,罗少伟副师长、机要秘书李玉庆、参谋马玉章、警卫员杨状元、报务员宋万成等五人当场牺牲。

  鉴于北疆各地匪患严重,早在1950年3月5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新疆军区就组建了新疆剿匪总指挥部,王震为总指挥,有兵团参谋长张希钦为参谋长。同时成立了北疆和南疆两个剿匪前线指挥部,北疆前线剿匪指挥为解放军六军军长罗元发,其主要任务就是“肃清乌斯满股匪和骑七师部分叛军,保卫新生人民政权,保卫新疆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迪化”。1950年3月16日,王震下达了关于围剿乌斯满股匪作战计划的安排,命令“哈密、镇西、奇台以六军的四个营、五军之直属骑兵团须派出300至500骑兵,进至布尔根、乌伦古河地区,防匪北窜阿尔泰山……驻镇西、奇台进剿部队,统限本月二十六日准备完毕,待命行动……此次进剿战役,统归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指挥,战车团长胡鉴为参谋长,指挥所设在奇台”。同日,新疆军区也下达了通令指出:“……我进剿部队(六军驻镇西46团、驻奇台49团部队,五军驻承化骑兵团一个营、驻迪化40团(欠一个营)……准备十日之干粮,弹药配带两个基数……限三月二十七日完成”。

  受命进剿乌斯满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一兵团第六军(含第五军一部),第六军军长、北疆剿匪指挥部前敌总指挥罗元发将所属部队分为东西两路:东路以六军16师吴宗先部为主力,第五军一个骑兵营配合,负责清剿巴里坤地区;西路以六军17师程悦长部之49团、50团和六军骑兵团为主力,在五军14师40团和起义部队骑七师、新疆军区战车团的配合下,负责奇台以西的清剿工作。1950年3月24日,阜康骑七师特务营400余人在马占林、冶生林煽动下叛乱,当日午夜窜至阜康九运街,将这里洗劫一空后逃向天山。六军17师副师长袁学凯率领部队分三路围歼该路叛军,只用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马占林被活捉,冶生林被击毙,余众再逃巴里坤,在尖山子被16师46团围歼。

  骑七师叛军迅速被歼灭,使乌斯满联合骑七师叛军进攻迪化的计划破灭。乌斯满与尧乐博士急忙集合各部落头目在巴里坤北红柳峡商议对策。此时尧乐博士所部大多集中于哈密北围攻伊吾,乌斯满部则扎营于镇西西北的大、小红柳峡,两股武装(包括流散逃来的骑七师部分叛军)共约3600所人,拥有步枪1900多支,轻机枪30余挺,60炮8门。乌斯满与尧乐博士会合后,召集跟随的各部落头人数十人在镇西塔尔苏,具体部署对策,会后,还成立了“哈萨克自治政府”,以贾尼木汗为主席,乌斯满为总司令。

  乌斯满与尧乐博士在红柳峡集会的情报,解放军并不知晓。一个偶然的因素才促使解放军进军红柳峡。1950年4月10日,从奇台逃出的乌斯满白俄卫队萨马辽夫部在白山与正在向黑山头进发的解放军五军四十团和十七师一部遭遇,一阵激战后,这批白俄从芨芨台子转向小红柳峡。因此新疆军区认为小红柳峡必定有相当数目的匪徒,于是命令北疆剿匪指挥部抓住战机围歼,罗元发令16师急速进军红柳峡。4月14日傍晚,46团第一、二营和五军40团三营从芨芨台出发,46团三营从骆驼圈出发,两路部队直奔红柳峡。据罗元发回忆,当夜天气骤变,下起鹅毛大雪,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度,平地积雪一尺多厚,天气之恶劣,据当地的牧民说“为十余年所未见”。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除五军14师40团三营(五军为原三区民族军)御寒措施得当外,其他解放军剿匪部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冻伤减员。4月15日清晨,部队抵达红柳峡,17师副师长任书田、副政委姜玉昆、五军40团三营营长司马义诺夫爬向小红柳峡附近山头观察敌情,恰与乌斯满部哨兵相遇,战斗随即爆发。

  红柳峡在巴里坤草原东北,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冬季牧场。两边有高山屏障,中间一条溪流穿过,两岸是茂盛的牧草。乌斯满在此集中了所属部落头目和自己数百人的白俄卫队在此集会。战斗爆发时,乌斯满、尧乐博士住在距离小红柳峡10余华里的大红柳峡,小红柳峡为其主力驻地。剿匪部队46团一营沿山脚从小红柳峡左面迂回、三营从正面、五军40团三营从右面沿峡谷直插小红柳峡乌斯满部营地。五军40团第3营的骑兵一马当先冲进乌斯满的营地内,大出乌斯满部的意料,匪徒惊慌失措,稍加抵抗,帐篷也没来得及收拾即上马逃窜。当解放军战士冲入乌斯满部下的帐篷时,留声机还在唱着歌曲。在大红柳峡的乌斯满得知消息,随即带着自己的卫队和亲信率先逃跑,在逃到小堡附近时,与大雪中奋进的解放军战车团、17师主力和六军骑兵团迎头相遇,一阵激战,乌斯满部再次溃散。承担掩护任务的乌斯满白俄卫队被击毙大半,但却掩护了乌斯满、尧乐博士等少数主要头目侥幸逃脱。此战解放军击毙乌斯满部百余人,俘虏4000余人(含不明真相的牧民),战马千余,牛羊万余,帐篷千顶。

  解放军剿匪部队此次战斗,所得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六军16师在战后总结时指出:“能查明匪之确实与否,是决定歼匪取得胜利之基本关键,四月上旬红柳峡的进剿,是未查明匪情,白费了力气”。所谓“白费了力气”,也就是说没有一举围歼乌斯满部。乌斯满与尧乐博士向芨芨台、纸坊、黑山头撤去,4月下旬,在纸坊遭五军14师40团主力阻击,乌斯满部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跟随乌斯满撤离的牧民离开了队伍。尧乐博士因为分配牛羊等给养问题与乌斯满发生矛盾,也于4月26日带领自己的亲信离开乌斯满向东流窜。红柳峡战斗后,哈密北伊吾战斗正值激烈,尧乐博士所部集中全力围攻驻守伊吾的六军16师46团1营2连。伊吾保卫战自3月26日打响,16师曾经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前去解救,途中又遭伏击,伤亡大半。为了救援伊吾,解放军北疆剿匪指挥部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哈密方向,对乌斯满部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

  1950年4月19日,新疆军区指示北疆剿匪指挥部调集兵力,五军14师承化骑兵团(原三区民族军阿山骑兵团)从承化调往布尔根,防止乌斯满北窜阿勒泰;六军16师主力集结镇西、哈密,17师主力集中在奇台、大石头休整,并严密防守星星峡、哈密、镇西、七角井、奇台、吐鲁番、鄯善等交通要点,防止乌斯满南下。4月29日,经过周密布置,新疆军区再次命令北疆剿匪指挥部:“(军区)决集中16师全部、17师1个团、六军骑兵团、炮兵团一部,五军40团及战车部队于奇台、木垒河、哈密、镇西、沁城、三塘湖一线,准备首先歼灭伊吾小红柳沟地区之尧匪,得手后集中全力剿灭乌匪”。5月7日,五军14师40团三营司马义诺夫部抵达伊吾,伊吾保卫战胜利结束。解放军乘胜进军,于5月30日进攻盘踞在八大石的尧乐博士老巢。八大石是以前哈密王的乡间别墅,地势险要,尧乐博士在此聚集了长期跟随自己的武装200余人试图负隅顽抗。战斗开始后,这群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挡剿匪部队的凄厉进攻,很快就被歼灭。尧乐博士仓皇间带着自己的妻子廖咏秋(前哈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据说为军统人士,司兄可知此人的底细?廖咏秋不会骑马,是尧乐博士的大儿子、前哈密县长尧道宏用半匹白布将她捆在马上才逃走的)和两个儿子从后山的小路乘马逃去。尧乐博士一行先越过哈密东部的茫茫戈壁,进入新疆、青海交界的铁木里克,在当地哈萨克部落的帮助下,再逃新疆,越国境入拉达克远走台湾,这条路线是先前马克南准备走的线路,而马克南于1949年12月26日在藏区被藏军击毙,尧乐博士却侥幸成功脱逃。

  歼灭了尧乐博士,剿匪部队转身开始围剿乌斯满部。在伊吾战斗期间,乌斯满北去北塔山不成,解放军又大举东去哈密参战,于是他重新收容部下继续在纸坊、黑山头一带活动,逐渐南移回水草丰美的大小红柳峡一带。此举正中剿匪部队下怀,解放军吸取了第一次红柳峡战斗的经验,广泛发动群众,在争取哈萨克牧民回归的同时,十分注重收集乌斯满行踪的情报。1950年5月14日,北疆剿匪部队分三路大举出动,北路六军16师47团在战车两辆配合下出镇西经三塘湖向纸坊进发;西路五军14师40团、六军骑兵团在战车四辆配合下自木垒河出发向大红柳峡、黑山头进发;南路六军17师49团第三营自色必口向小红柳峡进发。5月17日夜晚10点,北路剿匪部队占领纸坊,掐断了乌斯满北去的必经之路。5月18日,南路49团第三营攻占小红柳峡,继而向北大红柳峡进攻。西路剿匪部队之骑兵于5月17日凌晨三点即已攻占大红柳峡,将乌斯满部一分为二。此战围歼乌斯满部数百人,其中击毙70余人,俘虏530多人(包括白俄70多人),缴获长短枪58支,机枪4挺,冲锋枪2支,枪榴弹筒4具,牛马牲畜1497头,羊17000余。乌斯满命令自己残余的白俄归化军卫队断后,自己带领亲信和跟随自己的两个哈萨克部落钻隙向北塔山逃去。留下担负掩护任务的白俄卫队当即遭剿匪部队痛击,40多人被击毙,余众四散逃离,乌斯满部最有战斗力的白俄卫队自此不复存在。

  经此一战,乌斯满部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现象,万余跟随其流窜的不明真相哈萨克牧民成部落离开乌斯满,转而向解放军投降。乌斯满仅剩数00余人跟随自己北上北塔山。按乌斯满后来行动的路线,他是打算返回阿勒泰自己的老家,但在北塔山北布尔根,解放军五军承化骑兵团早已严阵以待,五军承化骑兵团的前身为三区民族军之阿山骑兵团,与乌斯满有深仇大恨,乌斯满十分忌惮,而北塔山附近外蒙军也是对乌斯满恨之入骨,前有堵截,后有解放军六军一部和五军14师40团之追兵,一时间乌斯满似乎插翅难飞。6月初,跟随乌斯满北窜的牧民又有800多人脱离,在布尔根向五军承化骑兵团投诚,乌斯满只剩下百余人转向北塔山东南。5月28日,追击之剿匪部队五军40团和六军骑兵团进抵库克色列泉,28日在北塔山之土郎谷泉与外蒙边防军会师,6月2日,攻占了北塔山最高峰沙哈特。

  乌斯满在北塔山无法容身,北去阿勒泰不成,遂转身沿戈壁边缘南下,试图转向南山方向,与五月中旬发动叛乱的南山乌拉孜拜会合。自6月11日,剿匪部队骑兵迅猛追击乌斯满部,在苦水泉、黑汗泉、大井一带与乌斯满部连续发生小规模追歼战。乌斯满部连遭剿匪部队追击,长途奔命,物资损失迨尽,内部严重分化。6月14日苦水泉战斗后,长期跟随乌斯满的乌部参谋长哈拉提巴依和团长库尔班带领部下70余人向解放军投降。

  南山乌拉孜拜叛乱后,盘踞在天山天格尔达坂,解放军剿匪指挥部集中六军17师和二军南北对进,一举歼灭乌拉孜拜匪帮(用匪帮形容他们真不为过,乌斯满至少不欺负哈萨克人,乌拉孜拜是不论是谁,一概论之,所不同的是汉人、回人、维人必遭一死,哈族人虽不杀死,却被抢掠一空,男子被抓去当兵,女人被强暴),活捉了乌斯满派去的代表、乌斯满的秘书胡赛音,乌拉孜拜仅带20多人侥幸逃脱(乌拉孜拜后来走投无路向解放军投降,1951年3月20日在迪化被公审后判处死刑)。乌拉孜拜被击溃后,解放军北疆剿匪指挥部根据乌斯满部动向,判断其欲与乌拉孜拜会合,遂令17师51团一个营埋伏于乌斯满必经之路黄草湖。剿匪部队忍耐着虫叮蚊咬,在草丛中埋伏了一天一夜,终于在第二天黄昏伏击了乌斯满带领的仅剩的30多人,当埋伏部队冲出的时候,乌斯满部慌忙逃窜,逃跑中使用了“杀马逃命”的方法,即用倒捅马臀部,使马受惊,从而快速逃离。由于乌斯满逃窜过快,剿匪部队仅抓获了几名匪徒和伤马,战果不大。

  6月下旬,乌斯满绕了一大圈,终于又返回了奇台附近山地,在这里他顺利与同样流窜中的贾尼木汗会合,两部人马再次回到大红柳峡,一面集结残部,一面准备经甘肃入青海经印度逃亡国外。北疆剿匪指挥部得知情报后,立即命令16师派遣骑兵实施围歼。16师师长吴宗先决定派出46团自前山子,五军14师40团3营(该营在救援伊吾后在哈密休整,未参加40团向北塔山的追击)自哈密进军红柳峡。7月1日傍晚,两路部队均根据不同情报运动到乌斯满部所在的山沟处。时逢天黑,大雨滂沱,五军40团3营从山沟东侧,16师46团一个营从山沟南面几乎同时向乌斯满部发起进攻,混战中,两支部队在击溃乌斯满部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误会。清晨,大雾弥漫,双方才辨认出对方为友军。两军再次进行搜索,突然与乌斯满部哨兵相遇,顷刻间枪声四起,山沟内乱成一团。清晨天光大亮后,大雾散去,剿匪部队才发现自己距离乌斯满部的宿营地仅几百米远,16师46团的战士冲上前去,只在帐篷中发现了一些不愿意与乌斯满、贾尼木汗一起逃走的牧民。贾尼木汗的帐篷里东西原封未动,连帐篷上挂的手枪都没有来得及拿走,只剩下贾尼木汗的妻子和小女儿在放声大哭;而乌斯满的帐篷内的枕头下还压着一支俄式手枪,可见两人逃走之狼狈。据一个担任警卫的哈萨克牧民说,枪声一起,乌斯满与贾尼木汗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骑上马逃了。

  剿匪部队当即派出两个连四下侦察乌斯满和贾尼木汗的去向。第二天(7月3日),16师46团向二道白杨沟方向搜索前进,此时天又下雨,剿匪部队前锋7连9班找到了一个回族向导,在这个名叫司马益的向导帮助下,部队一路追踪马粪,终于在二道白杨沟追上乌斯满部。乌斯满见形势危急,命自己的仅剩的亲信断后阻击,自己逃之夭夭。战斗结束后,46团在甄别俘虏时,发现了贾尼木汗的女儿,贾尼木汗的女儿供出贾尼木汗来不及逃走,仍躲藏在附近。经过说服教育,贾尼木汗的女儿上山把自己的父亲领了下来,贾尼木汗随即被逮捕,十天后被押解迪化,15日被游街示众,1951年2月4日在迪化公审后处决(贾尼木汗本不应该死,195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彭德怀和习仲勋在得知贾尼木汗被捕获后,特地关于如何处置贾尼木汗,联名电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王震、徐立清、张宗逊、甘泗淇:“据张治中谈贾尼木汗为人没有乌斯满残忍,在哈萨克族中尚有一定信仰,如系事实,不以一般俘虏看待,请注意争取,经过他去瓦解乌匪残部及稳定归顺之部落,日内张治中有信致贾尼木汗,请转送为盼”,但不知为什么,贾尼木汗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二道白杨沟战斗后,乌斯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在新疆无法立足,乌斯满只得越茫茫戈壁,沿此前马克南、尧乐博士走过的旧路,经甘肃向青海逃去。1950年7月5日,五军14师40团3营奉命追击乌斯满,在伊吾南捕获两名因马匹过度疲劳而掉队的土匪,经审讯得知乌斯满已经向甘肃逃去,40团3营一路追击到新疆与甘肃的交界——星星峡,在此得到剿匪司令部的命令,前面已有驻扎河西的解放军第三军负责堵截乌斯满,40团3营遂放弃了追击。

    六 末日

  早在30年代,在盛世才的统治下,新疆哈萨克牧民从1936年到1939年,有大约2万余哈萨克牧民从阿勒泰和镇西出发,经伊吾、明水进入甘肃马鬃山,然后其中一部分南去,越甘新公路,渡疏勒河进入鱼儿浑一带。这部分哈萨克人在进入甘肃后,继续向青海迁移,遭到马步芳的镇压,哈族人忍无可忍,遂在巴隆举行暴动,杀死了青马100师287旅副旅长韩进宝一下官兵约70余人,然后逃亡西藏,有部分人经拉达克进入印度。这批哈萨克人的迁移路线为后来马克南、尧乐博士、乌斯满之流窜提供了一个可行性方案。

  巴隆暴动后,没有跟随大批哈族人出国的一些哈萨克牧民,在马步芳军队的打击下,被迫西去游牧于新疆与青海交界的铁木里克一带。生活极为清苦。马克南南逃前,曾告诉乌斯满,在从西藏去巴基斯坦的途中有个地方叫台基努尔,你可以带领所有哈族到那里去。你到那里旧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所谓台基努尔就是指铁木里克一带。此时游牧在铁木里克一带的哈萨克人主要是胡赛音的部落。胡赛音为木垒县人,第二次阿山事变期间,胡赛音在镇西响应,后带所属部落逃亡甘肃安西、敦煌一带,后在马步芳军队的镇压下游牧于铁木里克。1950年7月,新疆迪化南山乌拉孜拜叛乱被解放军镇压,其一部哈力伯克带部分残军越天山,穿过罗布泊碱海,沿途渴毙大半,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方才抵达铁木里克与胡赛音部会合。两部会合后即在敦煌至若羌的途中袭击解放军地方工作组,此时两部人马共约600余人。

  1950年5月底,尧乐博士在哈密的根据地八大石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攻克,尧乐博士带妻儿逃走,沿途收容散兵游勇共约70多人,于6月底来到敦煌南部海子地区,与胡赛音部会合。尧乐博士在此地停留不几天,即带部下南去西藏,伺机准备越过边境流亡拉达克。

  就在尧乐博士离开海子入藏区的时候,乌斯满部被新疆剿匪部队击溃,贾尼木汗被俘。乌斯满仅以身免,沿途收容部下,一路奔向甘肃与新疆交界的马鬃山。然而马鬃山已有驻扎甘肃河西走廊之解放军第三军阻截,乌斯满在马鬃山无法立足,遂南下企图经安西、敦煌进入祁连山海子地区与胡赛音部会合。

  解放军第三军立即在酒泉,以三军驼兵团和27团组成酒泉地区剿匪支队,由27团团长高东生为支队长,驼兵团政委安骏为政委前往安西堵截。27团乘汽车抵达安西与驼兵团会合后,得到情报说乌斯满已经抵达红柳园一带。剿匪支队决定在芦草沟口阻击。当天入夜,27团为步兵,跑步急行军抵达十工附近时,前锋发现芦草沟口以西有火光出现,剿匪部队迅速占领芦草沟口,但乌斯满已经率部从西面逃走。解放军两个团同时发起追击,从夜间2点一直追击到第二天13时,部队人困马乏,支队长高东生干渴难忍昏倒,靠灌小便抢救方才苏醒。剿匪部队的步兵无法再追击,只好撤往安西休整。安骏继续带领驼兵和骑兵继续前进,到鳖盖与以前部署在此防堵胡赛音部北窜的骑兵大队会合(1949年11月,西北军区命第三军抽调军骑兵团之1、3、4连,三军9师的骑兵连和三军侦察连组成骑兵大队,李文彭为大队长,负责清剿安西、敦煌一带匪患。后因骑兵大队兵力不足,增派驼兵团和27团支援。1950年7月,三支部队在安西桥子击溃了企图袭击安西县城的骑五军残匪和当地土匪武装,其中骑兵大队一路追击到祁连山方才停止。这部分残匪越过祁连山后仅余38人,1950年8月与尧乐博士会合,11月一起向西藏逃窜,在越境时这批人没有买通拉达克人,无法和尧乐博士一起进入拉达克,遂再回头返回青海,1951年4月被当地公安人员歼灭),一行人马再深入祁连山,发现乌斯满部已经翻山进入海子地区,解放军剿匪部队无进山的准备,只好经党城湾、石包城返回安西县城。

  乌斯满逃亡青海,也引发新一轮新疆哈萨克牧民南迁浪潮。在尧乐博士进入青海后,跟随而来的就有哈萨克部落头领苏里坦卡尔夫带领180多人迁移到海子地区,这批人在海子住了近一个月,随即向西藏移动越境进入印度,后到土耳其定居。1950年8月,乌斯满带领40多人来到青海阿克塞海子地区。在乌斯满之后,又有加纳布里部350多人,沙拉黑坦部280多人,哈布德里部130多人,则拉提巴依部150多人先后抵达海子地区;此外还有近千名哈萨克牧民从新疆镇西迁移到敦煌的安南坝游牧。这些哈萨克牧民的到来,给敦煌当地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乌斯满带领的数十人不断进行骚扰和破坏,造成甘青新三省边界地区社会秩序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甘肃酒泉地委专门成立了“争取哈萨克族工作委员会”,多次派人进入青海孩海子地区寻找哈萨克部落,游说他们脱离乌斯满的控制,搬迁到敦煌附近居住。

  1950年10月,乌斯满抵达海子不久,敦煌县派出已经两次进入海子说服哈萨克牧民的李万祥和来推福第三次赴海子,此次他们的任务是侦察乌斯满的动静并争取被威胁的哈族牧民。李万祥与来推福刚到达马海,就遇到一名哈萨克人主动邀请他们到附近的帐篷中喝茶,进去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正是乌斯满的帐篷。两人还没坐定,房内一个黑胡子大汉就开始发问,双方有一场颇为耐人寻味的对话:

  黑大汉:你们是啥人?
  来推福:“我们是敦煌县人民政府派来的。”
  黑:“干啥来的?”
  来:“政府要我们告知哈萨克族部落,把部落搬到离敦煌近些的地方,以便贸易。”
  黑:“你们认识乌斯满吗?”
  来:“不认识”。
  黑:“听说过吗?”
  来:“没有”。
  黑:“我就是乌斯满。你们有茶吗?”
  来推福等人取出10块砖茶。
  乌斯满说:“我是既没钱也没羊啊!”
  来推福也很机智,回答说:“没关系,我送你10块茶”。

  这段谈话来源于来推福后来的回忆,仔细辩读起来,让人实在无法揣摩乌斯满当时的心态。乌斯满抵达海子地区方才8月,一个月前尧乐博士刚刚离开这里前去西藏转道出国,近随其后,又有两批哈萨克牧民出发前去拉达克。从时间上推算,乌斯满完全有时间经西藏越境出国,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从上面乌斯满与来推福的对话中得知,乌斯满“既无钱也无羊”,无钱就买不了给养,也无法支撑其在国外的生活;而无羊就没有食粮,是无法支撑其长途跋涉出国的。但是明知解放军剿匪大军在穷追不舍,还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这中间透露出的信息,让人感觉乌斯满没有及时越境出国不仅仅是一个“缺乏给养”能解释的了的,这其中的缘故恐怕只有乌斯满自己清楚为什么了。

  来推福与李万祥离开乌斯满的帐篷,随后去拜访加纳布里,此时加纳布里是否已经从乌斯满处得到什么指示不清楚,但加纳布里当即痛骂两人为共产党的奸细,命人把来推福和李万祥关押了近一周才放出。两人又去拜访另一个部落头领沙拉黑坦,沙拉黑坦的态度较好,一度答应愿带领自己的部落搬迁到敦煌附近。后来该部落果然派出一些牧民随两人去敦煌进行贸易。

  来推福和李万祥离开海子的时候,又遇到乌斯满,乌斯满交给两人一峰骆驼说:“你们到敦煌以后给我弄来150公斤面粉,用这骆驼驮来,我还是没有钱。”来推福等人回到敦煌后,敦煌县政府特地调拨了150公斤面粉让哈萨克牧民带给乌斯满。

  来推福、李万祥海子之行成果颇大,首先证明了乌斯满的确在海子,并准备越冬;其二敦煌南山哈萨克乱民虽多,且大部分为主动入伙者,政治争取不大可能奏效,必须辅之以军事进剿。1951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发出指示:“对乌斯满、哈力伯克两部不能只当作一个落后民族部落与土匪处理,据各方的材料证明是边疆国特及惯匪与大土耳其相结合,反苏反共最坚决的反动集团。乌斯满、哈力伯克等匪在我新疆部队的积极进剿之下,无处立足,遂相继逃聚以尕斯为中心之青新边境地区,现已临严冬,粮茶全无,处境极为困窘。以胡赛音为首的七个部落,派代表已到敦煌……与我谈判……。进行谈判与招抚工作并不能因而影响我原来的军事部署……”。

  所谓“原来的军事部署”,是指1950年12月7日,西北军区命令青海一军、河西之三军与新疆焉耆之一兵团二军六师合同,兵分两路清剿铁木里克的军事进剿计划。东路以三军驼兵团、27团和骑兵大队,从敦煌出发越祁连山突袭海子地区乌斯满部,并命青海第一军派出一个骑兵团进占马海,堵截乌斯满东逃路线;西路以二军六师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从若羌出发,沿青新公路向米兰、铁木里克进剿哈力伯克部。

  1951年1月29日,西路二军六师剿匪部队共1331人,佩附战车7辆,山炮1门,82炮4门及运输汽车129辆,在三军军长黄新廷的统一指挥下,前出到若羌,2月7日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铁木里克前进,当日下午4点左路与游匪接触,部队连续追击10多个小时,于深夜占领了铁木里克,缴获牛羊一批;右路剿匪部队也于2月9日上午12时也抵达铁木里克与左路军会合。其后,按照预先计划,部队一分为二,一部继续追歼向西藏方向逃窜的哈力伯克部,另一部则继续向东进发,准备与青海、甘肃剿匪部队合围在海子、安南坝一带的残匪。向西藏方向追击的部队历尽艰险,克服了高山反映,曾与哈力伯克残匪交战一次,终因后勤供应不上被迫放弃追击。而东去的一路在山区迷失了方向,后勤供应完全丧失,后经3军剿匪部队派出一个连紧急运送物资救援,方才使部分官兵脱离丧生的威胁。战后,为此路剿匪部队运送物资救援的连队被西北军区授予“剿匪英雄连”称号,在王震的一再要求下,该连连长张拉扣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张拉扣在这次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仍然坚持担负了救援指挥行动)。

  西路剿匪部队的失利,并没有妨碍东路剿匪部队的进展。根据战斗计划,甘肃第三军将集结在敦煌附近的驼兵团与骑兵大队合并为一个团(该团在战后成为兰州军区独立骑兵第三团,三军侦察科长、原骑兵大队大队长李文彭为团长,原驼兵团政委安骏为政委),承担起主要的攻击战斗任务,27团因为是步兵,则被分配去担负运输和驻剿任务。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进剿行动,甘肃酒泉地区动员了7个县的干部,组建了50多个骆驼大队,运送给养、弹药。

  1951年2月14日,三军骑兵团在敦煌集结完毕,15日在三军军长黄新廷的亲自带领下悄悄向南湖运动,准备进山。在南湖,剿匪部队分为两路,东路由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由来推福谈人向导,经五个泉子、后塘奔袭海子;西路则由安骏指挥驼兵团经大鄂博图向海子运动。时值严冬,茫茫戈壁荒漠冰天雪地,剿匪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从南湖到大鄂博图,驼兵团走了整整两天。由于天气恶劣,一条长约15公里的山沟就花费了部队整整一夜的时间来穿越。2月19日拂晓,两路部队都到达了指定突击位置。据驼兵团政委安骏回忆,部队首先活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在俘虏的带领下,悄悄摸掉了数个帐篷,终于接近了乌斯满部落的宿营地,“相距只有2华里,中间隔着一湾水滩”。东路骑兵大队采用了侦察兵常用的战术,三人一组向分散的帐篷摸去,一人担任警戒,一人开门揭帘,一人进帐篷缴械解除对方武装。行动十分顺利,到天亮的时候,骑兵大队已经解决了大约50多顶帐篷,里面的人在鼾睡中全部被缴械成了俘虏。

  此时天色已大亮,海子东部和西部的部分帐篷被剿匪部队解决。正在此时,加纳布里发觉了动静,加纳布里认为是蒙古人寻机偷袭哈萨克人,于是仓皇开枪(加纳布里随即被活捉,在押解途中企图夺取押解解放军士兵的枪支反抗被当场击毙)。枪声一起,西路驼兵团将重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压制住对方的火力,驼兵和骑兵部队同时进攻,向指定的目标前进。帐篷中的哈萨克人听到枪声,乱做一团,蜂拥而出,或骑马、或徒步夺命狂奔。剿匪部队穷追不舍,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左右,俘虏、收容了2500余人,经过甄别,这些人中间没有乌斯满。

  剿匪部队稍加集结,分析了乌斯满可能逃走的路线:马海方向已经有青海骑兵第二团守卫,昆仑山方向有近400公里的亚巴尔戈壁,唯一的通道已经被我驼兵团第二连占领无法通过,惟有向西北安南坝方向可能性最大。黄新廷当即决定派骑兵先行追击。

  李文彭带领骑兵大队两个连及电台,追击了数公里,就抓获了一个名叫沙发阿里的掉队土匪,沙发阿里供出乌斯满骑着白马就在前面。得知这一消息,安骏临时召集部队进行战前动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乌斯满!谁活捉乌斯满就给谁请功!就给谁嘉奖!”一番话激起战士的斗志,“忘却了几日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拍马追击”。

  部队追击几个小时后,跟随乌斯满奔逃的最后约50人一个个掉下队来,全部做了俘虏。唯独乌斯满沿着海子南岸向安南坝方向狂奔。追击的解放军骑兵也因为人困马乏,一个接一个跟不上。眼看乌斯满就要甩掉追兵,骑兵大队长李文彭焦急万分。就在这时,骑兵大队第三连文书孔庆云、炊事员刘华林、通信员段生茂和战士宋兴、黄银娃、朱仓生急中生智,冒险从海子的冰面上直线向岸边的乌斯满追去,如此一来,双方的距离马上拉近了不少,但追击中,两名战士连人带马滑倒在冰面上。快接近乌斯满时,乌斯满回马一枪,将段生茂打伤落马,再两枪击倒了刘华林和另一名战士的马,追兵只剩下孔庆云一人。

  身单力薄的文书孔庆云没有放弃,紧紧追赶乌斯满。乌斯满在拍马狂奔中频频侧身射击,也许是乌斯满气数已尽,这个被成为神枪手的巴图尔,竟然屡射不中。乌斯满见追兵只有一人,竟然翻身下马,把枪支在地上射击,第一枪提前量太多,打在孔庆云马前蹄的冰上,第二枪只射穿了孔庆云的裤管。这时孔庆云已经策马上岸,落在乌斯满身边。孔庆云在后来回忆与乌斯满交手的情景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乌匪见势不妙,急忙爬起,双手紧握叉子枪,恶狠狠地向我的双眼戳来。我本能地将头一偏,一股枪叉齿戳伤了面颊。我强忍剧痛,一把抓住了乌匪的枪管死死不放,乌匪趁机把我拉下马,我趁下跌之势把枪狠命地搂在怀里,夺过了乌匪的枪一跃而起,乌匪此时狂怒至极,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地把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骑在我身上。我试图翻下乌匪,但体重100多公斤,如野牛一般的乌匪压在身上,使我动弹不得,便赶忙把手中的枪甩了出去,乘此间,凶相毕露的乌匪又猛然从靴筒内拔出一柄带鞘匕首,我急中生智,趁乌匪脱鞘之机手疾眼快地一把将乌匪右手中指和食指捏住,狠狠向后折去,使乌匪无法脱去匕首鞘。两人拼命争夺一阵,乌匪负痛,匕首又被我甩了出去。”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刘华林飞马赶到。刘华林的马匹被乌斯满打伤后,他急忙换乘另一个负伤战友的马,但是这匹马性子烈,他刚爬上马背,马就脱缰飞奔,速度之快竟使刘华林没有机会接过战友递给他的枪。此时刘华林赤手空拳,不知道如何下手帮助孔庆云,孔庆云急忙提醒他拿枪。刘华林飞快拣起乌斯满的叉子枪,向乌斯满后背狠狠一枪捅去,“乌匪如野兽一样惨叫一声倒向一边。我立即站起,两人七手八脚地把乌匪捆了起来。”

  乌斯满被制服后,其他4名战士也陆续赶来,大家对乌斯满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搜身,搜出新疆警备司令部印章一枚,委任状数张,还有其他证件和文件等,证实了被抓获者确为乌斯满本人。一行人将乌斯满捆在骆驼背上押回海子,而后再押至敦煌。在敦煌,乌斯满被活捉的消息轰动了四面八方,人们从各处拥进县城争相观看被俘的乌斯满。新华社于1950年2月23日发布消息:“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某部,于本月十九日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为西北各民族人民痛恨入骨的美帝国主义武装特务乌斯满匪首。”

  海子一战,全歼乌斯满、哈巴斯、加纳布里、沙拉黑坦、木沙巴等五个部落,俘虏乌斯满、哈巴斯以下263人,毙加纳布里以下39人,俘虏匪家属1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19芝,短枪8支,冲锋枪1支,各种子弹6874发,马5710匹,骆驼533峰,牛20头,羊8300只,并争取了其他三个部落向解放军投降。

  1951年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关押在人民解放军某部营地中,消息很快传遍迪化,为了满足百姓要求,第二天下午特地将乌斯满拉出游街示众。1951年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来自机关、团体、学校、市民的代表八万余人参加了公审乌斯满、李英奇等重大罪犯的公审大会,开庭前王震应邀讲话。上午11时,审判长包尔汉宣布公审大会开始,由新疆省人民检察署刘奋生、舒慕同用汉、维语对“乌斯满反革命案、盛世才帮凶李英奇等反革命大屠杀案”提起公诉,各族各界代表及受害者家属蜂拥控诉,到下午四点,省人民法院已经接受控诉书达270多件。随后审判长包尔汉、副审判长饶正锡分别以维、汉语宣判:“根据检查机关的起诉和各族人民代表的发言,受审的匪犯均系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匪首。其罪行,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七等条之罪,均处以死刑。当即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宣判后,公安部队将判处死刑的犯人绑赴迪化小东门外刑场,几声枪响,乌斯满与李英奇等被执行了死刑。乌斯满早先起事的原因之一,就是盛世才罗织罪名迫害哈萨克牧民,在这其中,作为盛世才特务头子的李英奇起了很坏的作用,此番两人竟同赴黄泉,估计是乌斯满万万没有想到的。

      狗尾续貂

  乌斯满被活捉后,海子地区哈萨克牧民惊恐万状,纷纷外逃,藏匿于深山荒漠之中,其间经人民政府说服,大部集中于安南坝和敦煌附近,50年代中期陆续返回新疆。

  铁木里克之哈力伯克部在新疆剿匪部队穷追下遁入藏区,熬过了1951年初的寒冬,随后流窜到西藏日土宗一带,新疆再派部队入藏,会同前期入藏之解放军先遣连,会同打击哈力伯克部,该部在班公错附近遭解放军攻击,遂退入印度境内。

  1951年2月-3月在青海、新疆交界的剿匪行动,唯一没有触及的地方是台基努尔,这里深处柴达木盆地腹地,为胡赛音部落游牧区,青海剿匪部队在歼灭乌斯满部后,再击胡赛音部,胡赛音率部入西藏,后经西藏日土宗、班公错进入印度。这些进入印度的哈萨克牧民先后移民到土耳其,被土耳其政府安置在土耳其与苏联交界处,至今仍在。

  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德曼在海子战斗中逃脱,他带领乌斯满部最后残存的几人于1951年5月处返回到新疆奇台一带,鼓动当地已经归附政府的几个哈萨克部落重新叛乱,同月遭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当地政府民兵痛击后流窜到自己的老家——阿山青河、富蕴一带。谢尔德曼在此鼓动胡尔曼部落重新叛乱,一度攻击青河,焚烧粮草仓库,劫狱释放犯人。还派奸细伪装向导,将驻扎此地的解放军五军阿山独立骑兵团(即原来三区民族军阿山骑兵团)一个连引诱到山区围歼,并残忍地将杀死的该连连长叶塞提巴塔拉的尸体抛至库尔图河内。谢尔德曼在这里出没于山林之中,颇有当年乌斯满在深山为匪的气势,解放军屡次围剿,均无法将其全歼。1952年9月5日,阿山专署和阿山军分区派遣阿山副专员阿布都热合曼为团长的代表团带着各界人士写给谢尔德曼的劝降信来到谢尔德曼的驻地,经过协商,谢尔德曼于1952年9月15日带领部下10多人来到承化向人民政府投降。同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专门发出做好谢尔德曼、胡尔曼工作的指示,随后新疆人民政府和阿山专区派遣专人到甘肃接回了谢尔德曼的家属。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谢尔德曼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