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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作者: 方文 | 2008年05月03日 20:43 | 栏目: 没类(361) 点击 | (35)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fangwen.blshe.com/post/239/196031
自由、安全和独立的媒体是和平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侵犯新闻自由就是侵犯国际法、侵犯人类、侵犯自由本身——即侵犯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因此我对世界各地的记者越来越成为攻击目标格外忧虑,并对这类罪行未能得到彻底调查和起诉感到惊愕。——潘基文
潘基文:世界新闻自由日致辞
2008年5月3日
从教育社会幼小成员到公民充分公开参与政治领导,信息渠道的畅通使我们每个人有能力改变自身生活和所在社区。正如水为生命体的生长不可或缺一样,知识是我们想象力和创造力根基。信息传播自由,人们就有手段把握自己的生活;信息传播受阻——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技术障碍——我们发挥作用的能力就会受到局限。
六十年前,《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在第19条中宣告,人人享有的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由于全球的快速步伐促进了一个自由、多元、独立和专业媒体的形成,因此这一权利的重要意义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技术进步使媒体和资讯学识成为人人平等获取的权利。
自由、安全和独立的媒体是和平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侵犯新闻自由就是侵犯国际法、侵犯人类、侵犯自由本身——即侵犯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因此我对世界各地的记者越来越成为攻击目标格外忧虑,并对这类罪行未能得到彻底调查和起诉感到惊愕。
值此世界新闻自由日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诞生60周年之际,我呼吁各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将攻击记者的罪犯绳之以法。我向所有在艰难危险环境中为我们提供自由、公正信息的人士致敬。我吁请我们每个人为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与安全而努力。
联合国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2008年5月1日 潘基文秘书长、联大主席克利姆、教科文内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和人权高专阿尔布尔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都发表了致词,呼吁所有人为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与安全而努力。
潘基文在致词中指出,信息渠道的畅通使人们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生活和所在的社区。正如水对生命的重要作用一样,知识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根基。如果信息能够自由传播,人们就有办法把握自己的生活。
他表示,《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享有的见解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由于全球的快速步伐促进了一个自由、多元、独立和专业媒体的形成,因此这一权利的重要意义从未像现在这样明显。
潘基文说,自由、安全和独立的媒体是和平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侵犯新闻自由就是侵犯国际法、侵犯人类、侵犯自由本身,也就是侵犯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因此他对世界各地的记者越来越成为攻击目标感到格外忧虑,并对这类罪行未能得到彻底调查和起诉感到惊愕。他呼吁各国不遗余力地将攻击记者的罪犯绳之以法。
星期四在联合国总部为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而举行的会议上,第62届联大主席克里姆表示,媒体使社会中每个个体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法律权利得到了体现,作为联大主席,他一直倡导促进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和机遇。
克里姆说,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提高能力和获取信息”尤为切题。不管是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发展筹资等全球主要挑战时,还是在竭力解决全球粮食或信贷危机等当前迫切问题时,仅靠政府都难有作为。会员国不仅需要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以及媒体这样的合作伙伴,还应最终得到有自主权的个人、消费者以及关注这些问题的全球公民的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发表的致词中指出,新的技术可以极大地促进信息传播,但需要相关措施的支持,提高人们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实施有质量的全民教育,普及利用信息和知识,尊重语言多样化,决心扫除新闻自由的所有障碍,改善独立和专业化新闻业的环境,提高公民参与公开辩论的能力,等等。
人权高专阿尔布尔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了新闻媒体告知公众重大事件和政策的重要性,并呼吁各国政府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新闻自由。
“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大于1993年设立,目的是倡导新闻自由,评估全世界新闻自由的状况,捍卫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并向新闻工作者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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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条 关于 "联合国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 的评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从上面的言论来观察慈禧的所作所为,这个妇人几乎完全违背了古训。无知、无信、无善、无德、无能。
在十九世纪末这样一个人类的飞跃时期,慈禧耽误了整个中国的发展。
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给一个无知、无信、无善、无德、无能的妇人,是带有宿命意味的中国的悲剧。
反观今天,我们的众多爱国者,有几个人思忖过中国的古训呢。我有时偏激地说,有些爱国者,实在看不出他们爱的是哪国,反正不是中国。
你说的精英,在我看来是执政者,或者梦想担当执政者的人。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无法在其中分出什么精英或者愤青的。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爱国需要奉献而不是索取。
在我的国家,爱国往往必须面对孤独。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文化。”
反过来理解这句话,爱国,必先传承祖国的文化。丢弃了祖先的文化,面对中国的典籍如同文盲,连最基本的“仁义礼智信”都没有铭刻在骨子里,这样还高喊爱国?恐怕爱的不是中国,或者把中国“爱”亡了吧。
我去世的父亲曾在中科院工作,我从小居住在家属宿舍院里,在我的记忆中,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超过500人,在“七亿神州”(1970年代)。现在可能多一些了,但也不会超过5000人。
爱国者必会受到祖国和世界各国民众敬仰,而不是遭人质疑或诟病。
柏杨和李敖都是文化活动家,写些通俗读物,算不得启蒙国人的思想家。
如果我们耐心浏览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诸多书籍,而不是通过小报介绍去“点读”畅销书,通过媒体的鼓噪去培育仇恨,那么关于精英和愤青,应该可以得出公允的评判。
回首1980年代至今,中国人的价值观,境界和眼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点亮我们前行道路的精英们。
所谓“痛恨现政权”,我认为是一种缺少容忍和品行不高的观点。绝大多数激烈批评现政府的言行都是出于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对现政府的关切。
我不会觉得乞丐衣着不得体,但我必须告诉我母亲她的扣子系得不对口。哪怕会令她感到尴尬。因为我怕会有更大的尴尬出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中国当代的很多悲剧,主要原因都在于大众的沉默。
大众习惯了“奉旨造反”“奉旨爱国”,却鲜有“于无声处听惊雷”。
批评的初衷是杜绝再犯相同的错误。
不容忍批评,不承认错误,于是中国总是犯相同的错误。这简直愚蠢至极。
不说CNN如何歪曲中国了。我们经常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多么暗无天日。其实这是我们延续了几十年的思维方式。由此有了“将现政权说得一无是处”的说法。中国的现政权是什么?是国务院27个部委,是人大政协上百个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各机构,是高法、高检各部门,是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哪个人、哪个知识分子群能够“将现政权说得一无是处”?可能吗?恐怕是CNN定式在影响我们的言语吧。
作为我个人,我喜欢别人提醒我、批评我,这样我才能看清自己是谁。我感谢那些提醒我、批评我的人。骂我也可以,反正我还不至于被骂死。如果谩骂超出了法律允许的界限,那么自有法律约束。
都如您这样想当然是好的,还有我佩服得贺延光和陈耀文老师,其实提出的批评都很中肯。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他们说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对自己不满意的事情大加嘲讽,有的时候甚至会说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话,这很不能让人接受。
我不是学新闻的,我不大懂得新闻理论,更不懂得西方的那些新闻理论,我觉得西方的“只有坏消息才是新闻”这样的原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我在的这个国家有着宽厚待人的美德,我向来不想把人看得太坏,我不会因为政府的错误而抹煞他们做过的好事,因为我觉得那样做人太不厚道。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政府里,有着许多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我们不能因为政府中的贪污腐败行为而连累着这样一群人。
有的时候我看着某些人的发言,那种尖酸刻薄,更有的阴暗扭曲,我想,难道这些就是读着那些优美古诗散文成长起来的人么?难道监督和批评的话就非要用难听的方式说出来吗?难道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就如同您说得母亲的扣子的例子,我也会跟母亲说,但我一定会找个最好的方法,尽量不惊动别人的方式提醒她,方法很多,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现在不让她难堪将来也不会让她难堪的方法。
还有的事情,明显就是做是不谨慎。就好比阜阳的传染病,世卫组织说了,之所以迟迟得不到结论是因为当时不能确诊,这与萨斯是两回事。当然,我也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就如此,但至少事情刚一发生的时候就匆匆得出又是一起渎职事件明显是不当的。但是,恕我直言,很多人恐怕对世卫组织作出这样的结论很不服气很不满意,他们巴不得事情不是如此。
我觉得中国人的爱国也是在走两极,我到现在还对汪精卫自己甘心沦为卖国贼的结论还很有疑问,因为我觉得汪精卫就跟慈禧太后一样,在用自己觉得是最合适的方法爱着这个国家。
世界总是在两极摇摆间前进,而实际上很难找出中间合适的准确位置。
实际上,真的不用说得那么复杂,不用说得那么崇高,也不用说得那么鄙下,老百姓心里是最清楚的,只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才是最好的。
说大众习惯“奉旨造反”“奉旨爱国”,我也不是十分赞同。但我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这次海外华人的游行示威,这些海外华人中有几个会“奉旨爱国”,不能说没有,但肯定极其稀少,如果说共产党今天倒台,我相信这里面很多人会拍手称快。就连李昌钰不是也对CNN的辱华言论表示谴责和抵制了么?但是就是对这样的人,您看博联社里某些人,对他们也不放过,冷嘲热讽,当然不谩骂了,不过要是没有那块民主的牌子顶着,我怕他们早赤膊上阵了。
如果说,博联社里某些人对国内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表示轻视谴责我还可以理解容忍,可是他们对海外华人的如此表现已经不能用中立客观来描述他们了。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是行动上对中共客观上起到支持作用了,不管这些人是谁,都可以把他们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从这点上来说,他们跟他们所鄙视的愤青有什么区别?
就如同博联社里某一位,看了陈耀文老师的追忆战友的文章,就开始讽刺挖苦反驳,因为陈老师的战友是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嘛。到了后来,看到陈老师写的另一篇关于新疆某小学大火的文章,又说自己说错了,请陈老师把他的发言删除,陈老师没删,给他留着,做个纪念。
您说,此人到底有没有原则?他根本不是看文章的观点,二是看文章的作者是否合他的意。您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又怎么敢相信?
这样的人提出的批评会是建设性的么?会是善意的么?
还有某位老师,说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说当初开战的理由不是宣传的那样,而是另有原因,看起来还很神秘。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关于自卫反击战的大量书籍资料早就说明了开战原因,这早就不是秘密了,可是这位老师把这个当作中共欺骗老百姓的罪证。而且,当时我们自己说的开战原因是存在的,只不过这只是开战众多原因中的一两个罢了。
这到底是不知道还是故意?我搞不清楚。
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只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很可惜,恨得不是地方。
顺便说一下,我成长起来的地方,也算是共和国的基石之一,是个跟造原子弹很有关系的地方。我们那里的人,虽然也勾心斗角,也互相拆台,但是,在面对国家需要的时候,还是有很强奉献精神的。而那些成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那些人,不知道他们都干了啥。
“我们经常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多么暗无天日",不知道为何您还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共产党已经没这么做很久了。相反,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反映的美国印象很客观,他是个该开战就开战、该妥协就妥协、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这样很好,这才是个正常的国家。
至于“将现政权说得一无是处”的知识分子,别的地方不敢说,博联社遍地都是,不是全部,但绝不稀少。之所以这么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将不是坏事的事说成坏事,一分坏的事说成十分坏,十分坏的事说成十恶不赦。
我觉得这不能用监督这样的字眼来说事,再监督也要说得正确,不能夸张,不能蓄意误导,就好像某些人用很不善良的语言形容姜瑜,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心怀“仁义”,为人一点都不厚道。
这些人心术不正,不足以信任。
你说的那种人是存在的,也就是对于政府行为,他们总是看不顺眼,总能无理或者鸡蛋里挑骨头地指摘。
幸好,这些人不占大多数。
正因为不占大多数,我觉得他们有存在的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无论多么为人民服务,无论付出多大辛苦多少努力,总有人讥讽道:你干得还太少。
如果我是政府,我希望这种讥讽永远存在,使我不沾沾自喜,继续付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不希望在我付出辛苦和努力的时候,周围是一片赞美声,令我飘飘然。因为我知道,在人类进入大同社会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所有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大部分,但总有一些问题不能够完全解决。
除了政府,普通人不需要冷静和客观,想说什么尽管说,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我觉得对于现时代的中国而言,更加损害中国(指由人民组成的国家,而不是由政党统治的国家)利益的是——
将不是好事的事说成好事,一分好的事说成十分好,十分好的事说成千古圣事。
举个例子,“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抗击非典的伟大胜利。”
我希望这样的“伟大胜利”越少越好。因为在“胜利”的背后,是上百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离开我们,是数十个家庭骨肉分离,是上亿人民生活于恐惧中。
反过来看那些抨击政府的人,他们的抨击能够造成人们死亡吗?能够是人民生活于恐惧中吗?能够影响我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信心吗?
“将不是坏事的事说成坏事,一分坏的事说成十分坏,十分坏的事说成十恶不赦。”顶多让我们觉得刺耳而已。
很多年来,我们不愿意听到刺耳的声音,我们曾枪毙张志新、林昭,我们曾将异见者以各种罪名投入监狱,为了让刺耳的声音消失。真的消失了吗?
刺耳的声音可能永远消失吗?
当我们说“这些人心术不正,不足以信任”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就是“心术不正,不足以信任”的另一些人。
一个政府应该禁得起抨击,禁得起刺耳的声音。否则就太弱不禁风了。
有抨击才会有进步。
一片赞美之词,会招致什么?观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面对先人的坟茔发问,答案就在其中。
谢谢你在这里和我探讨一些问题。
普通人和政府相比,或者和某些关键人物相比,他们的信息来源并不那么可靠。但是,关键人物出于职业操行不可能泄露机密,而政府在宣布信息时又遮遮掩掩,那么普通人产生怀疑,甚至捕风捉影,对政府的做为进行“歪曲造谣”,也是有理由的。
对待“歪曲造谣”,只要不触犯法律,不损害国家人民的直接利益,我们的政府应该大度一些,首先反躬自省,看看是否由于政府的因素,因为“公仆”汇报给“主人翁”的信息不平等不透明,而造成了普通人的质疑乃至歪曲。
现实情况是,主仆关系经常被倒置。普通人因为质疑而遭受政治迫害。
“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质疑我?”
这样的思维并不少见。





那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不是“中国新闻自由日”。
呵呵~~